黑格尔 国家是达到特殊目的和福利的惟一条件

  事实上,黑格尔依据现实性的范畴所刻画的国家本质,把德国容克贵族制与法国的中央集权的内阁制和英国议会的两院制的政治经验结合在一起。他的逻辑论证既有合理的现代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手稿中批判说: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客观地说,黑格尔所说的君主立宪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他认为无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都不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他明确地说:现代世界是以主体性的自由为原则的……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不会提出这种无意义的问题:君主制与民主制相比,哪一种形式好些? 按照他的观点,君主立宪制既包容了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主体性自由,又适应成长着的理性,因而达到了现实性与合理性的统一。黑格尔国家观的时代局限性在于认为君主立宪制可以克服所有社会矛盾,把各等级统一为有机整体。与此相反,马克思1842年说,立宪君主制是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从黑格尔逝世10年后德国的现实来看,马克思的认识更具合理性。

  市民社会的自由人格是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的特殊意志的定在, 因此市民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但同时,在市民社会需要的体系中,一个人只有在满足他人需要的同时才能满足自己,只有通过其他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市民社会的外在国家只是调解个人的特殊利益的外在的普遍形式,而没有达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黑格尔论证市民社会必然过渡到现代国家的逻辑理由是: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

  从现代性的观点看,现代是一个新时代,但吸取了漫长历史过程中旧时代的精华,故而现代与传统之间是一个连续的扬弃发展过程。在黑格尔体系中,现代生活方式的所有权制度和道德主体意识都来源于传统生活。

  其一,市民社会成员是有平等权利和个人尊严的人,这里初次,并且也只有在这里是从这一涵义上来谈人(Mensch)。市民是个别的私人,但拥有社会赋予的民事权利,他产生了一种在市民社会中以法律上人格出现的自尊感,以及从这个无限的、自由而不受一切拘束的根源,产生了所要求的思想方法和情绪上的平等化。

  虽然《法哲学原理》中的国家一般指现代国家,但黑格尔至少还在四种另外意义上谈论国家:不成熟国家、古代国家(第260节),以及外在国家(第183节)、民族国家(第274节)。这四种国家没有把诸多矛盾统一在整体之中。黑格尔说:如果这种统一不存在,那种东西就不是现实的,即使它达到实存。一个坏的国家是一个仅仅实存着的国家,一个病躯也是实存的东西,但它没有真实的实在性。

  其二,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需要的体系,这个体系的规律被英国政治经济学所揭示。黑格尔说,政治经济学是现代世界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科学,斯密、塞伊、李嘉图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 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

  黑格尔说:国家是自我意识的伦理实体,家庭原则和市民社会原则的结合。结合取消了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伦理实体的独立性,但没有取消两者在历史中达到的主体性自由;只是调解传统家庭与市民社会之间和之中的社会矛盾,但没有取代或吞噬两者的社会功能。相反,黑格尔肯定,国家只有在两个环节,即家庭和市民社会,都在它内部获得发展时,才是有生气的。

  如前所述,《精神现象学》把古希腊城邦当作伦理实体,它因家庭原则与国家原则的内在冲突而瓦解,继希腊城邦之后,黑格尔尚未找到现代意义的伦理实体。早期黑格尔政治思想的不完全性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关。伯朗特说:歌德、谢林、哈曼、荷尔德林和黑格尔都分享两个有关联的基本理想 ……其一,把希腊理想化,特别是雅典的社会政治经验与德国羸弱、衰退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形成的反差, 成为他们观察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一个范式;其二,德国令人压抑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状况促使他们在远离德国现实生活之处寻找和坚持他们的理想。但黑格尔与其他人不同,他自觉地接受1770年之后开始传入德国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从中吸收贴近现代生活的社会政治思想。黑格尔在耶拿时期试图把斯图亚特、斯密等人的国民经济学纳入他所建构的伦理体系,但没有写进《精神现象学》。直到 《法哲学原理》他才找到调解分裂希腊城邦家庭原则与国家原则的中介——市民社会。

  卡伦·恩各说:如果现实性是作为科学的哲学的内容,那么它也是黑格尔《逻辑学》首先和主要的内容和主题。但是,这一节是为了解释《法哲学原理》中凡是合理的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是合理的格言而在第三版新加的,其语境是谈法哲学。因此,黑格尔无意把现实性变成哲学一般的最高范畴,而是把法哲学的对象、内容、真理标准和目的归结为现实性的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传统社会截然有别的现代社会。黑格尔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市民社会的现代性。

  《法哲学原理》中的现实性指一个历史时代,黑格尔和他的同时代人都不能超越这个时代。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对黑格尔而言,社会政治制度臻于完善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发展过程已经结束的外在标志,而现代社会和国家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则是这个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具体内容。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说:凡是合理的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是合理的,这句格言被很多人指责为普鲁士君主制的辩护状。对此,黑格尔澄清说:当我提到‘现实’时,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我用这个名词的意义,因为我曾经在一部系统的《逻辑学》里,详细讨论过现实的性质,我不仅把现实与偶然的事物加以区别,而且进而对于‘现实’与‘定在’,‘实存’以及其他范畴,也加以准确地区分。

  本人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中梳理了黑格尔哲学重要范畴现实性意义的多种概括,重新梳理了这一范畴的多种意义,最后一部分强调《法哲学原理》中规定的伦理生活的现代性意义,市民社会实现了财产权自由,现代国家实现了具体自由。现重新公布如下。

  在《法哲学原理》中,现实性范畴的意义在社会政治领域展开。黑格尔在序言中区分了自然界中的现实理性与伦理世界、国家中实现了的理性:前者是自然界的永恒和谐,即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哲学应该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后者则不同,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对待完成了的现实世界,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灰色上的灰色不能使它年青,而只能承认它。黑格尔接着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 才会起飞。这个著名比喻未必适用于黑格尔哲学一般,但生动地表达了他的政治哲学观念。

  比如,最初的自由意志把占有物从自然物中分离出来,把人对物的权利与人自身的权利分离开来, 所有物的占有者只是抽象人格的定在,所有权只是抽象法的定在;只是在市民社会中,保护人自身的权利的实定法才成为普遍有效的实存法律。再如,以自然关系(血缘、土地、气候等)为根据的家庭是实存的现象,而以伦理关系为根据的家庭是家庭的本质。

  道德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人类意识。黑格尔不赞成把道德看作人的天性的产物,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的道德规则,反对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纯洁的,未开化民族的风俗是淳厚质朴。黑格尔把道德意识与社会制度看作同一运动的内外两个方面,随着人在社会制度中的自由程度越高,道德的自由自主意识越强烈。黑格尔批判康德纯粹的不受制约的善良意志和绝对命令。他说:人作为良心,已不再受特殊性目的的束缚,所以这是更高的观点,是首次达到这种意识、这种在自身中深入的现代世界的观点。虽然各个时代都有关于良心的道德学说,但良心的自由与自觉实践只是现代的道德意识。

  黑格尔认为,如果说,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是家庭,那么他的第二个基础就是等级;又说,国家只有两个环节,即家庭和市民社会。第一句话说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三个等级是现代国家的历史条件,第二句话说家庭的伦理关系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关系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个人占有物的所有权是人类最早的法权制度,它标志着一个人可以在他对物的占有、使用、交换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黑格尔同时说:我的自由的这种实在性最初存在于一个外界事物中,从而是一种坏的实在性。其坏处是个人只有物权,没有人的权利;只有被占有物所规定的抽象人格,没有独立的自由人格;在无法官和无法律的社会状态中,刑罚经常具有复仇的形式。但是,某些古代社会(如古罗马)抽象法规定的所有权、契约和惩罚不法等要素被现代社会所继承,达到了它的有效现实性,因为有司法保护着所有权。古代所有权观念和制度的继承必须以自由意识的发展和自由人格的存在为条件。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自由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开始开花,并在人类诚然是一小部分之间成为普遍原则以来,迄今已有1500年。但是所有权的自由在这里和那里被承认为原则,可以说还是昨天的事。这是世界史中的一个例子,说明精神在它的自我意识中前进,需要很长时间。如果从基督教传播以来1500年算起,这里所说的昨天应指17~18世纪。就是说,所有权的自由是现代的一个标志, 虽然它的根源存在于古代社会。

  哈贝马斯等当代政治思想家不同意黑格尔把市民社会融入政治国家之中。他们认为,黑格尔既然承认市民社会自身具有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等公共设施具有政治功能(即外在国家),就不需要具有更高统一性的政治国家。但是从黑格尔的观点看,至少有一个重要理由可以说明市民社会为什么必然发展为政治国家。他说,市民社会三个等级的分化,产生一方面穷奢极侈,另一方面贫病交迫,道德败坏的社会矛盾,由于需要体系的生产和财富分配方式是贫困与奢侈矛盾的根源,这个矛盾是市民社会的根本矛盾,外在国家这一社会中介机构的公共管理功能无力解决根本的社会矛盾,因此需要政治国家立法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保障、协调和推进。黑格尔明确地说:国家是达到特殊目的和福利的惟一条件,只有在国家中,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才能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那样)。

  黑格尔生活在自由蔚然成风的时代,黑格尔以欣喜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说,旧世界渐进的、尚未改变整体面貌的零敲碎打,被一道突然升起的闪电中断了, 这闪电一下子就树起了新世界的形象。在晚期的《历史哲学》中歌颂法国大革命时说: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一切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在《法哲学原理》中虽然没有这些感性的语言,但也明确说道,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黑格尔把自由意识的主体在社会活动与逻辑范畴的运动相对应,即所有权与抽象性、道德与主观性、伦理生活(Sittlichkeit)与现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伦理生活的现实性作为社会辩证运动的最后阶段,继承了古代所有权制度,把人类道德自主意识提升到与现代自由生活相适应的程度。

  在《法哲学原理》中,定在、实存和现实是把握社会政治事实的三个由低到高的概念。如前所述,现实的思维是在概念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事物的存在和本质的辩证思维。如果把一个概念与其他概念分离开来,那么这个概念只能片面、孤立地把握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即某一个定在;如果用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的一些概念概括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么这些概念把握了这些现象得以存在的根据,即一些社会现象的实存;现实性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的规定性意味着,把相互矛盾的实存统一起来,根据诸多社会现象的相互映射关系,把握全部现象的本质。本文转自《设计与哲学》,ID:PhilosophyDesign

  黑格尔在1830年再版的《哲学全书》第6节中,专门阐述现实性范畴在哲学中的重要性。他说: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Wirklichkeit),现实性的思想把应当与实际、理性与经验结合在一起,所以哲学必然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试金石。同样也可以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

  哈贝马斯把黑格尔哲学的中心问题视作现代性的问题,这很有识见和启发。我们可以理解,哈贝马斯的目的是用黑格尔提出的现代性问题来验证他自己的现代性理论,因而只是从黑格尔早期和晚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中抽出几个观点来评判黑格尔现代性思想;而本文目的是寻求现实性的中心意义,我们可以用现代性的概念和问题来理解《法哲学原理》中的现实性范畴。参照前述《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中现实性的多种意义,下文将进一步考察这些意义能否集中于《法哲学原理》所阐述的时代精神、伦理社会和国家的现代性。

  其三,按照取得特殊财富的不同方式,市民社会形成了三个等级:家庭财产制度遗留的农业等级, 市民社会新的经济关系产生的产业等级(包括手工业等级、工业等级和商业等级),以及靠知识与管理技能服务于社会的普遍等级。

  再者,贫困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等级的分化,以及各个等级内部的贫富分化。代表等级特殊利益的同业公会根本无力照顾沦落到社会底层的日益增多的贫民和贱民,如果矛盾加剧,他们就会成为政治上的暴民。只有国家的社会有机体才能缓和、调解各等级之间以及之内的矛盾。黑格尔认为,国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介关系,它处在农业等级和产业等级的特殊利益与普遍等级执行的公共权力之间,实现了等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和解。历史的经验显示,如果没有国家的中介作用,只有君主与人民群众两个极端,那将丧失自由的社会灾难:或者是君主独断专行的赤裸裸的,或者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群众行动。《精神现象学》曾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论述绝对自由的自我毁灭。《法哲学原理》中,政治国家不但保障市民社会已经实现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且调解了市民社会中可能导致毁灭自由的矛盾;现代国家不仅只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是社会历史运动所朝向的自由之目的,因此被视为伦理实体现实性的最高阶段。

  其四,市民社会既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又是中介的基地,每个人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市民社会调解个人利益与公共福利的中介机构是 外在国家,包括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的制度。

  当黑格尔说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乃是现代的成就,他实际上把君主立宪制当作现代性的集中体现,认为君主立宪制的现实性不仅达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而且通过单一性把两者统一为有机整体。国家有机整体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组成部分既各司其职,又彼此照应,相互映射。王权是君主的 单一性,代表国家主权,行政权行使政府的特殊职能,立法权达到各等级的特殊利益和政府代表的公共福利的和解。不仅如此,这三部分相互渗透,即王权中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因素,行政权中有王权和立法权的因素,而立法权中有王权和行政权的因素。在黑格尔看来,达到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有机统一的国家整体完成了自由意识的现实性运动过程。

  如果说现实性在黑格尔生前发表的前三部著作中是重要范畴,那么在最后一部著作中就是最重要的范畴;如果说逻辑学中以事例解释现实性范畴的社会历史意义,那么最后发表的《法哲学原理》以 现实性为中心构造法哲学的体系;如果说前三部著作展开了现实性的多种意义,那么最后发表的著作则聚合了这些意义的中心意义。

  道德不只是个人的内在意识,更重要的是社会教育。黑格尔说,教育不能把私人生活上的需要、需要的满足、享受、舒适当作目的,教育的绝对规定就是解放以及达到解放的工作,在主体中,这种解放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这种工作反对举动的纯主观性,反对情欲的直接性,同样也反对感觉的主观虚无性与偏好的任性。教育是推动现代社会和生活方式的精神动力,与精神解放这一历史趋势相适应的是现代法权制度,或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伦理实体。

  用辩证法看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歧在于对现实性的社会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的不同理解。黑格尔认为,以市民社会为开端的社会历史新时代结束于现代政治国家,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留给哲学的工作只是反思这个完成了的社会历史过程。而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矛盾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国家结束的只是旧时代, 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马克思在1842年说,这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如今还只是谜语般的格言;但是,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解决的问题虽然是过去了的时代的旧问题,但他留下的所有制的本质、市民社会矛盾的根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自由的具体途径等等问题,仍然是现实问题,要用新时代迫切的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黑格尔的老问题,除了辩证法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按照对现实问题和解决问题方法的这一思路,马克思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步步完成黑格尔未竟的现代性目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法哲学原理》的现实性范畴表示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涵盖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个伦理实体。黑格尔区分了从古至今的家庭现象与伦理家庭,后者是家庭的本质。按照黑格尔的分析,伦理家庭包括三个要素:婚姻、家庭财产和家庭教育,这三者在传统的家庭中发展出现代社会所需的历史条件和基本要素。其一,婚姻的自然基础是爱的感觉,但传统家庭的婚姻被财产、门第、政治目的等考虑 所决定,相反地,在现代,主观的出发点即恋爱被看作唯一的重要要素;其二,传统家庭财产是不可转让的长子继承的世袭领地,现代社会的农业等级最初由农业和婚姻制度所提供;其三,伦理家庭的教育培养子女独立性和自由人格,他们成年后走向社会,具有法律人格,并有能力拥有自己的自由财产和组成自己的家庭,由此造成家庭的伦理实体的解体,被市民社会所取代。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首先在历史语境中把现代性的概念当作一个时代的概念:‘新时代’即‘现代’,他不是第一个属于现代的哲学家,却是使现代性成为问题的第一人。黑格尔认识到,现代性的问题在于过去的规范不再适用于现代,现代生活面临失范的危机,通过批判自然和精神、感性与理性(reason)、知性(Verstand)与理性(Vernunft)、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与想象、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的哲学对峙。按照他要回应生活自身的危机。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黑格尔用启蒙时代的主体性原则调解现代性的社会矛盾,非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新问题。哈贝马斯总结说:他解决调解问题的途径,就是在君主立宪制中‘扬弃’社会;当《法哲学原理》把国家抬高到‘实体意志的现实,自在自为理性的东西’之时,其结果(黑格尔的同时代人视之为挑衅性的)是政治运动冲出哲学为它设置的界限而冒犯理性自身。